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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外国人常常讥笑中国人不知有“西洋”。1林则徐赴广州主持禁烟后，在与侵略者斗争的实践中意识到自己西方知识贫乏、国人对王朝之外世界的无知，他急于改变“沿海文武大员并不谙诸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来历”2的状况，于是开始有意识有目的地收集外文报刊、书籍进行翻译，以求获得有价值的情报，加深朝廷、国人对“西洋”的了解。近代思想家姚莹曾在《东溟文后集》中指出“吾中国，曾无一人焉留心海外事者。”3这种可悲的局面从林则徐开始有了改观。
二、林则徐翻译班子介绍
1839年，林则徐到广州后便“日日使人刺探西事”，收集了许多外文报纸书刊进行翻译。当时“翻译家”极少，给商人当通事的这些人虽通外文，但总归水平不高，处理重要公文，难免出差池。于是林则徐开始组织自己的翻译班子，为他译“夷书”。在道光十九年（1839）二月，林则徐给当时的广州巡抚怡良的信中，有这样的记录“新闻纸零星译出……”。因此可推断，林则徐从1839 年到广州后便开始组织翻译工作了。林则徐官府中的翻译人员不同于普通的通事，因为他们既有一定的外文水平，又有很强的业务能力。正是在这些人的帮助下，林则徐得以迅速地扩充自己对西方的知识。
目前可以达成共识的是当时在林则徐府中的主要译员一共有四位（与译书有关，备其咨询议事的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即亚孟、袁德辉、林阿适、梁进德。
（1）亚孟，他是林则徐赴广州时即随带的通事，曾在四译馆工作。他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孟加拉人。亚孟曾师从印度塞兰普尔英浸会牧师马什曼，在塞兰普尔的教会学校里念过十多年书。返华之前，亚孟在塞兰普尔帮助马什曼牧师传教。《中国丛报》中提到的“在塞兰普尔受过英文教育的老年人”便是指亚孟。据裨治文（E.S Bridgman 1801-1861）记录，亚孟的英文水平较其他三位主要译员略逊一筹。
（2）袁德辉，小名小德，即《中国丛报》中提到的“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和马六甲受教育的华侨青年”。据亨德4记载，小德原籍四川，天主教徒，在槟榔屿罗马天主教所办的学校学过拉丁文。小德不仅擅长拉丁文，也会说官话，且写得一手好字。亨德和小德同窗六月，认为小德俄英文造诣颇深。1830年夏，小德由清廷派往广州收集外国书籍。1838年又到广州。1839年，被林则徐聘入府中作译员。根据《中国丛报》报道，林府主要译书者为袁德辉。1879年7月《澳门日报》还刊登了小德所译的具结贸易告示（中译英），译书中没有标点符号，看来像是地道的中国文章格式。该报称这是它所登载的第一篇汉译英文件。1839年袁德辉还给林则徐译过给英女皇的照会。
（3）林阿适（Liaon Ashee），即亚林。英文名为卫廉•波特尔(William Botelho)。他早年留学美国，比号称第一个美国留学生的容闳还早了20多年。6亚林曾于1822-1825年间在美国康涅狄格康沃尔的基督教公理会差会所办的教会学校里念书。1824年亚林曾转学宾夕法尼亚的另一所学校。1825年返国抵广州，1839年为林则徐所聘。
（4）梁进德，即亚秩。他被认为是四个主要译员中最精通英文的人，他与英美人士的来往，也比其他三人多。亚秩在10岁时由其父托付给裨治文培养，本来是想让他学好英文帮助将《圣经》译成中文。裨治文教亚秩学英文与希伯来文。1834年，亚秩与其父来到新加坡，他的教育由公理会负责指导，学费由马礼逊教育社负担。1837年，亚秩又回到广州去随裨治文学英文。1839年3月24日，亚秩前往澳门，与美商查理（King, Charies.W.）的佣人住在一起。林则徐知道后派人将他找去聘为译员。《马礼逊小传》中有这样的一句“他（梁阿发）的儿子进德在美国宣教师布立治曼博士家住了八年，现在也在广州做了钦差林则徐手中正式的英文译员。”据考，林则徐给予亚秩优厚的待遇，月薪为十元至二十元，足以供其养家活口。林则徐延聘亚秩直至离任，后来曾有把他推荐给两江总督耆英的想法。
除了以上四人外，在林则徐于道光二十年十月初一致怡良的信中提及“闻有陈耀祖，闽人而家于粤，现在京中，厦门事即其所译，现在带来……”，由此推测陈耀祖也曾为林则徐做过翻译。
除了以上这些主要译员外，林则徐还有梁廷柟、张维屏、俞正燮等外事专家为他出谋划策、审订译稿。翻译介绍书刊的则更多，其中有美国旗昌洋行的商人亨德、美国传教士眼科医生伯驾（Dr. Peter Parker）、美国公理会传教士、马礼逊教育社负责人、英华书院校长勃朗（Brown, Samuel Robins,1810-1880）、巽他（或译“杉达” Sunda）号船医喜尔（Dr. Hill）等。此外，林则徐还常常将洋行买办、引水、通事、归国华侨、教会学生，甚至在外国商船中服役的中国厨师、在伯驾眼科医院中工作的人招入行辕议事，真正做到了不避嫌疑，礼贤下士。有些洋人知道林则徐如此好知夷情也“甘心情愿广中国之知识，将英吉利好书卖与中国。
三、林则徐翻译班子的主要译著
林则徐翻译班子翻译的书刊涉及面很广，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法律、地理等方面。据今所知主要的报刊有《澳门月报》、《澳门新闻纸》、《澳门杂录》等，书籍主要有《世界地理大全》、《各国律例》、《对华鸦片贸易罪过论》以及梁廷柟在海防书局收集的诸国禀件禁令等。
1、《澳门月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创刊于1832年，月刊。主编为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和卫三畏。该刊主要涉及中国总论中国茶叶禁烟以及反华军力的布署变化。至1851年停刊时止发行了二十三卷。《海国图志》中《论中国茶叶》一文，即译自本刊第八卷第三期。
2、《澳门新闻纸》（The Canton Press）又名《澳门新闻录》或《广州周报》，于1835年创刊，每周六出版，由反对东印度公司垄断贸易的英国“自由贸易派”商人主办，主编为莫勒（Moller.Edmund）。该报于1839年7月迁至澳门，林则徐翻译班子的人将它译为《澳门月报》。梁进德从这份报纸中译出了许多资料。《海国图志》中第70卷收录的《1840年法国两艘南极探险船》报道即选于这份报纸。
3、《澳门杂志》（The Canton Register）又译《澳门记事报》、《广州记事报》。原来由美国人伍德（Wood,W.W.）创刊时是半月刊，由英国鸦片商马地臣（James Matheson）接管后改为周刊，每周四出版。这份报纸先是在澳门出版，1838年5月迁至广州。后再迁至香港，而《澳门杂志》这一刊名保留了下来，改为周刊后主编为史赖德（Slade, John）。《海国图志》第94卷关于外币和外汇的文章即从本刊译出。
4、《各国律例》或译《万国律例》（Law of Nations），原作者瑞士法学家滑达尔（Vattel, Emericide）。在本书中他从资产阶级观点出发阐述了维护国家独立的重要性。林则徐的翻译班子是于1839年7月对此进行了选译。伯驾在医院年报第6565号病案提到“……与他（林则徐）初次来往是在（1839）7月间，不是治病，而是他叫行商送来滑达尔的《各国律例》若干段，要求译成中文……”。在《海国图志》100卷本第83卷中有两份译文，一份为伯驾所译，一份为袁德辉所译，有一段是重复的。《各国律例》的翻译扩充了林则徐的西方法律知识，使他在处理林维禧事件中始终能对义律的狡赖进行理直气壮的驳斥。
5、《对华鸦片贸易罪过论；试论大不列颠被摈除于那个庞大帝国有利无限制贸易的主要原因之发展》（The Iniquities of the Opium Trade with China）这本小册子于1839年在伦敦出版，原作者为英国僧侣地尔洼（A.S.Thelwall）。地尔洼在小册子中从“道德”、“宗教”角度抨击了鸦片贸易的不义，反映了“自由贸易派”资本家的思想。林则徐于1839年11月组织人翻译该书，从中得知英国人也有反对鸦片贸易的，因而坚定了他对“良夷”、“奸夷”加以区别对待分化瓦解敌营的政策。
6、给英女皇照会的翻译。林则徐在禁烟运动初期，对英国统治者的面目尚未有清醒的认识，误以为鸦片“实皆港脚奸夷所带，与英吉利国之修职责者殊不相涉。”8因此，林则徐决定照会英女皇，希望其下令敦促本国商人不再从事可耻的鸦片贸易。林则徐很快拟书痛陈鸦片弊端的照会底稿，于1839年8月3日，呈阅道光帝，并将经由道光帝批阅的照会交袁德辉译成英文，并通过伯驾医生译得另一份英文稿。9为了使译文尽量准确，林则徐在1839年12月6日接见遭海难的英船“杉达”号船员时，曾让船医喜尔修改译稿。这份照会后于1840年1月18日交由英船“担麻葛”号船主湾喇带往伦敦。
7、《世界地理大全》（The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为英国慕瑞（Hugh Murray）所著，1836年在伦敦出版。1839年12月，林则徐组织人从事该书的翻译，梁进德也译了其中的一部分。11《四洲志》便是这部地理大全的译本，其中沙俄部分有专辑，即《俄罗斯记要》，记录俄罗斯建国始末，地理风俗，次分叙东俄罗斯、西俄罗斯等各部，尤详于与中国东三省、蒙古相连之北洋俄罗斯，对其侵略扩张有简略记载。12后来魏源把《四洲志》一书的1841年刊本与林则徐交给他的其他译稿汇编为《海国图志》，此即1842年的50卷本。
8、咸丰二年出版的100卷本《海国图志》中还包括了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华事夷言》，该书“大抵摘西洋杂志、日报中有关中国之言论而成，以觇其对事物的看法”。13从而形成对自己和朝廷的客观评价。
四、林则徐译书活动的作用和意义
译书活动开拓了林则徐的眼界，增长了他的见识。通过对译出材料的比较分析，林则徐得以较正确地判断时局变化，及时调整禁烟政策及对外政策，客观上为禁烟活动的初步胜利奠定了基础。而他在译书活动中反映出的对外开放思想更是深远地影响了后世，并带动了一批觉醒人物如魏源、姚莹、左宗棠等。魏源编纂的《海国图志》就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核心；姚莹则支持林则徐、魏源等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仿效林则徐译“夷书”、“夷信”；洋务派代表人物左宗棠在林则徐的影响下也引进西方先进造船技术，创办了马尾船政学堂，为发展近代海军培养了不少人才，就连19世纪末的维新运动也受过林则徐不少启发。变法主要人物康有为就曾说“暨道光二十年，林文忠始译洋报，为讲求外国情形始”，14可见其对林则徐译书持肯定态度。其他如冯桂芬、梁启超等也是沿着林则徐开辟的道路继续探索改变中国落后现状的途径。虽然林则徐的译书活动最终被道光帝一道圣旨扼杀，译书所得的资料情报仍然增进了国人对西方各国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多方面的了解。译书活动开创了系统研究西方的先河，对近代思想界起了宝贵的启蒙作用。在这之后，“了解夷情”的书籍层出不穷，如汪文泰的《红毛番英吉利考略》（1841），萧令裕的《英吉利记》（1842）、徐继畲的《瀛寰志略》（1848），梁廷柟的《海国四说》等等都是很好的例子。
此外，在朝廷愚昧无知、妄自尊大的情况下，林则徐组织翻译、重视翻译、应用翻译，表现出了不凡的远见，值得我们借鉴学习。林则徐在处理林维禧一案时，根据从《各国律例》译文中获得的国际法知识与义律针锋相对，打击了义律的嚣张气焰，维护了民族的尊严，这就启发我国企业要吸取过去由于缺乏国际法知识、在某些国家制造的“反倾销”摩擦中蒙受损失的教训，尽快借助翻译手段掌握WTO的有关贸易规章，在今后的市场活动中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有人以这样的例子说明入世后中外企业之间的关系：两个旅人在森林里遇上了老虎，其中一个马上俯下身去系鞋带。另一个就问，系鞋带有什么用，你能跑得过老虎吗？这一个就回答，跑不过老虎不要紧，只要能跑得过你就行了。这个诙谐却不乏真实感的例子应该让中国企业、乃至全社会产生危机感。入世了，竞争白热化了，“系紧鞋带”的时候到了！仅仅佩服林则徐一百多年前就有如此远见是不够的，当务之急是要大力发展我国的翻译事业，培养高素质的翻译人才，让翻译成为入世后中国稳定发展的强大后盾，为21世纪中国的繁荣昌盛奠定坚实的基础。发展翻译，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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